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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:散文何必虚假献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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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9-06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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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讨论:散文何必虚假献媚(一)来源:作者:【】浏览:1610次评论:0条原标题:“散文之真”五人谈来源:《福建文学》 | 散文何必虚假献媚◎王彬(鲁迅文学院研究员)根据百度百科的阐释,所谓“献媚

讨论:散文何必虚假献媚

讨论:散文何必虚假献媚(一)来源:作者:【】浏览:1610次评论:0条原标题:“散文之真”五人谈来源:《福建文学》 | 散文何必虚假献媚◎王彬(鲁迅文学院研究员)根据百度百科的阐释,所谓“献媚”,即:为讨好他人而做出某种姿态或举动,卑贱地讨好、恭维别人。 总之,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。 献媚他人当然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好处。 当下某些散文的献媚,也是如此。

其献媚的对象:一是读者,为了得到他们的点赞;一是评委,为了获得某一个奖项;一是有权势者,为了收割某种利益。 总之或者为名或者为利,名缰利锁是也。 为了增加献媚的份额,虚假也就难免。 那么,“虚假”又是如何解释的呢?百度百的科解释是:“假的,不真实的。 ”前者是一个中性词,后者则是贬义词。 虚假而献媚的散文,自然不足为外人道。

这就不禁使人想到苏轼,想到北宋时期那样一个命运多舛的文人,那样一篇短之又短的散文: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,解衣欲睡,月色入户,欣然起行。 念无与为乐者,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 怀民亦未寝,相与步于中庭。 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 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

与苏轼一同夜游赏月的张怀民,也是被贬斥的官员。 苏轼在元丰二年,即公元1079年来到黄冈,张怀民则比他晚来了四年,与苏轼同属“闲人”。 苏轼写这样的文章有什么目的,为自己还是为他人?当然是为自己,抒发对月色的追寻与鉴赏,寄托对萍踪一样人生的感叹,哪里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与献媚!苏轼的散文,或者说,苏轼对中国散文的重要贡献之一,就是把散文生活化,将庸常生活中的情趣、意味、精致、感叹与哲思通过散文提取出来,从而保持了作者的本心,也就是李贽所倡导的童心吧!“童子者,人之初也;童心者,心之初也。 ”在李贽看来,“童心者,真心也”,“天下之至文,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

”人心本善,歌哭笑怒出之自然,丧失童心怎么可能写出精致美文?这样的童心,就是平常之心。

社会与他人如何待我,而我又如何对待他人与社会,在关乎生活的柴米油盐的琐细之中,我是如何感受、思索的,这就是撰写散文的基本支撑,为文之心在我,有什么必要制造虚假而向他人献媚!还是说苏轼,乌台诗案之后便厄运连绵而不停地受到贬斥。 在广东惠州时,他住在一所寺院里,写了一首题曰《纵笔》的诗:“白头潇散满霜风,小阁藤床寄病容。 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。 ”显得闲适安逸。 据说,当时的权臣看到这首诗,愤怒地咆哮,“报道先生春睡美”,苏轼还这么快活吗?那就让他去更荒远的地方吧!于是再贬到儋州,也就是今天海南省的儋州市。

放逐海南,据说,对宋朝的文职官员来说,是最重的处罚了。 在那里,苏轼居无住所、病无医药而万分困窘,但仍旧诗文不断,有这样三首诗描绘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与心境:“寂寂东坡一病翁,白须萧散满霜风。 小儿误喜朱颜在,一笑那知是酒红。 ”“父老争看乌角巾,应缘曾现宰官身。

溪边古路三叉口,独立斜阳数过人。 ”“北船不到米如珠,醉饱萧条半月无。

明日东家知祀灶,只鸡斗酒定膰吾。

”清人王文诰评价是:“平淡之极,却有无限作用。

”王的评价移之于苏轼在儋州时期的散文也是适宜的,他那时的散文是黄州散文风格的继续与发展,是其时情感的流露与宣泄,哪里有丝毫的虚假与献媚!苏轼的文与诗,至今仍然滋养着我们的时代与文学,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。

孟夫子云:“山径之蹊,间介然用之而成路;为间不用,则茅塞之矣。

今茅塞子之心矣。

”山间的小径,专心致意在上面行走便会走成道路;反之,不在上面行走,便会被茅草堵塞。

现在,茅草把本应通透的心堵塞了。

我们的心被异化了,矮化了,这就涉及创作主体,一切语言文字,未有不诚而感人者,不诚而欲感人,当然比登天还难。

对散文而言,也是如此,散文应该是典型的“生活流”,这个“流”宽广、恣肆而又自然。 散文不过是生活的摹写者,当然这样的摹写不是呆板的刻舟求剑,而是审美的灵动与飞升。

明代的宋濂说“物有所触,心有所向,则沛然发之于文”,便是这个意思。 袁宗道云:“古人之文,专期于达,而今人之文,专期于不达,以不达学达,是可谓学古者乎?”袁宗道直斥的是他那时的文人之病,散文的根本目的在于达,畅达地表述自己的意旨与情愫而感动他人——首先是感动自己,其次是感动他人,这就是达,反之为不达。 而今天,不达则不达矣,甚而蓄意地制造虚假与献媚,如此怎么能够写出动人心弦的散文?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。 “五四”启示:散文真挚与高远的审美品格◎李一鸣(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)散文乃精神的载体。

精神的品格,决定散文的品质。 “五四”散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花,绽放在自主自由自觉和真实真诚真意的精神大地上。 在中国封建传统中,人的主体性往往被消解,人仅是“君”的附庸、“道”的工具、“众”的附属,人之求学、内省、修身、治世、为文,目的就是将自己历练成为能被“君”看中、为“众”接受的人。 中国古代作家能否被社会接纳,主要在于看其文章是否传达了“君命”,阐释了“道”,循蹈了“理”,维护了“道统”,表达了统治者及群体的意旨。 取消了个人主体的文学,不可能自主自由自觉抒写自我。

因此,除少数敢于离经叛道,勇于抒写独立思想、表达个人情志的散文创作外,多数散文难以呈现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,极少体现个人的力量和内心的冲突。

一味顾及“上”的允准,“众”的赞同,就易于导致主体缺失,真意遮蔽,这为散文创作设置了牢固桎梏和紧身束缚。

这种状况到了五四时期获得革命性改变。

在这场全面彻底的文化运动中,“五四”散文解构既往观念,颠覆传统范式,显示了与传统散文迥然不同的审美意识,恰如夏志清以《人的文学》为题所断言的: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之间的分别不容抹杀,因为那是“非人的”和“人的”分别。 人的主体性成为现代思想的核心所在,为君为道为祖宗为其他而非为人的文学藩篱被打破,个体的人从旧时代旧观念牢笼中解放出来。

鲁迅鲜明地提出“任个人而排众数,尊个性而张精神”;胡适力主发展人的个性,“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”,“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,不使他自由发展”,“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,就是那孤立的人”;林语堂则坚持文学要体现“个人之性灵”,“一人有一人之个性,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,便叫性灵”;梁实秋宣称:“文学家不接受任何谁的命令,除了他自己内心的命令。 ”这些主张的共同点在于把个人作为价值主体,强调人的主体性:人本质上是自主的,而非“他主”的;是自由的,而非禁锢的;是自觉的,而非受驱使的;是独立的,而非依附的;是以实现自我精神为目的的,而非沦为工具性的。

文学由此成为“人的文学”,这从本质上确立了“五四”散文的品格。 如果说,人的自主自由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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